是說教育部違反程序、強行通過歷史課綱調整案,其實不令人意外。這個部落格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台灣的歷史教育充滿謊言,教育部只是再一次證明了過去的這些批評並非無的放矢。很明顯的,教育部這次會調整歷史課綱,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洗腦,灌輸下一代錯誤的歷史觀,因為只要稍微看一眼新的課綱,就看的出來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逼出版社去編寫符合國民黨史觀的歷史課本。隨便來舉個例子,太明顯的就先不講了,就說調整後的歷史課綱裡所新增的一項「說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對台灣的影響」好了。可想而知,課綱審議委員們心中的如意算盤是要讓出版社好好歌頌一下中國近代的思想啓蒙運動是如何的影響台灣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可塑造中國文化充滿活力的形象,一方面緊緊連結中國與日治時代台灣的關係。莘莘學子在讀完新的課綱所編出來的課本後,每一個都能知道「台灣雖然被可惡的日寇所統治,但是仍深受中國文化運動所影響,台灣的知識份子莫不欽羨推崇當時中國的五四精神與新文化運動。」但是真實的歷史真的是如此嗎?其實隨便翻一下最入門的歷史書籍,你就會發現真相並不是這樣。

中國近代史學者郭廷以,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創立者,也是中研院的院士,這夠大咖了吧。在他寫的《近代中國史綱》裡有段註釋提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後,對於反共的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一九二三年成立)繼續取締,梁啓超一派仍備受壓迫。一九二八年八月,青年黨領袖曾琦致書國民黨,責其一黨專政。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啓超病卒,蔡元培以梁生前對於中國學術頗有項獻,請政府下令褒獎撫卹,胡漢民謂與黨的立場衝突,指梁反革命,反國民黨,事遂不行。是年三月,與梁有淵源的中國憲政黨,函勸國民黨取消黨治,速開國民黨會議。五月,國民黨禁止紀念「五四運動」,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七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九月,教育部去文警告,被胡退回。國民政府又通令各機關職員,先儘黨員任用,裁員先裁非黨員……(後略)(註一)。是的,你沒有看錯,目前這個偷改歷史課綱的國民黨政府在當時是明令禁止紀念五四運動的。為什麼呢?其實答案很簡單,解釋一下這段註釋的背景給大家聽。

眾所皆知,梁啓超是五四運動的靈魂人物,這歷史課本上有寫,只是梁啓超一直是國民黨的死對頭,多次痛斥國民黨獨裁、亂政、毀國,這歷史課本上就沒有寫了。一九二九年時梁啓超病逝,蔡元培希望國民黨政府能褒獎撫卹這位近代有名的知識份子。其實蔡元培何嘗不知道梁啓超跟國民黨的恩怨,只是覺得國民黨政府若能坦然大度,在梁啓超死後褒揚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算是一個和解。只是國民黨想的完全不一樣,因為一九二九年剛好是五四運動十周年的紀念,民間紀念活動勢必極為盛大,如果國民黨再公開褒揚梁啓超,難保不會引發另一波的民主運動,這是剛剛嘗到一黨專制甜頭的國民黨,所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所以國民黨一不作、二不休,除了駁回蔡元培的建議外,五月一到,更直接下令禁止舉辦紀念五四運動十周年的活動。只是此舉引發更激烈的反應,許多人紛紛公開指摘國民黨的專制,最有名的就屬胡適,他一連寫了很多篇文章,要求國民黨放棄專制,儘速立憲,還政於民。有著優良傳統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在震怒之下,去文警告當時在幹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而胡適也很沒禮貌的把教育部的公文給原封退回。

一九二九年時,台灣還在日治時期,如果有台灣的知識分子經由任何管道,得到有關中國五四運動的消息,大概會聽到「國民黨不願意褒揚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梁啓超」、「國民黨禁止五四運動十周年紀念」、「胡適寫了很多文章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胡適是當時的知名學者,文章流傳甚廣,同年還與梁實秋等人合著了一本《人權論集》,把《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這幾篇文章都收錄其中。當時若有台灣的知識份子,刻意留意「祖國」的動向,應該也會弄一本來拜讀一下,一讀之下就會發現原來在對岸執政的國民黨是如此的獨裁蠻橫,打壓五四紀念活動,實在可惡至極。而且如果你以為國民黨只是在一九二九年禁止紀念五四運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再引用一份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出版品,是民國九十八年,也就是西元二○○九年,是馬英九執政的時代,國家圖書館所出版的《國家圖書館館刊》,裡面有一篇《台灣出版五四運動文獻之書目計量分析》,其中就提到:「孫中山在民國9年1月29日『致書海外同志,謂五四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為思想界之空前變化,最有價值,欲求革命成功必需思想變化』,語多肯定。但是實際政治運作層面,五四運動的周年紀念,都遭政府當局之禁止,直到民國68年 (1979)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以後,狀況開始改變(註二)

所以從國民黨開始掌權開始,禁止舉辦五四運動十周年紀念,到潰逃來台後近二十年間,五四運動都要舉行六十周年紀念了,國民黨的立場都還是嚴禁紀念五四運動的。所以新歷史課綱裡要新增五四運動與台灣關係,就一句話說完:「國民黨禁止紀念五四運動。」有趣的是民國六十八年以後,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以後發生什麼事,這一篇《台灣出版五四運動文獻之書目計量分析》引用了知名歷史學者張玉法在一九八九年發表於聯合報上的文章來解釋,張玉法寫到:「……台灣方面,在五四運動六十週年以前,對紀念五四有相當大的禁忌: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時,開始有專書出版,並有講演會及座談會的舉辦,主要是因為當時大陸民主運動熾烈,紀念五四有聲援的意思。從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以來,一方面因為台灣的政治逐漸開放,另外一方面因為統治階層對五四的歷史較前了解,對五四的紀念活動漸多……(註三)。張玉法先生講的很含蓄,最後一句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就是「獨裁者蔣介石死掉了,蔣經國在前一年剛剛繼任總統。」順便一提的是張玉法先生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學者,曾任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也是中研院的院士,著有《中國現代史》等書。

不過你我都知道,如果有教科書出版社遵守新課綱的要求,在歷史課本裡新增台灣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並引用郭廷以與張玉法兩位中國近代史專家的說法,明白寫出:「國民黨在執政後,不止在中國禁止五四運動的紀念活動,在梁啓超去逝後也拒絕褒揚這位發起五四運動的重要領袖,教育部還發文警告在五四十周年紀念時出書寫文章呼籲國民黨還政於民的學者胡適,甚至在潰逃到台灣以後,一樣禁止紀念五四運動將近二十年。」那這個出版社所編寫的歷史課本是絕對通不過教育部的審查的。因為教育部要的只是謊言,而不是真實的歷史教育。這從教育部找的歷史課綱審議委員幾乎都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就可以知道最後結果會是如此了。這其實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教科書裡要不要講實話的問題。在這裡引用的兩本書籍,任何一個有興趣的學生,都可以在台灣的書店裡買到,甚至在網路上查到全文。然後這個學生會發現原來專業歷史學家寫的歷史與學校的歷史課本完全不同,這不是很可悲嗎?

當別的國家的學生在教室裡學習真正的知識時,中華民國的學生卻在教室裡背謊話連篇的歷史課本,台灣的小孩為什麼要這麼可憐。

 

 

註一:近代中國史綱,郭廷以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第604頁,注釋1。
註二:台灣出版五四運動文獻之書目計量分析,王明玲、杜立中、曾彩蛾著,國家圖書館館刊,民國九十八年第一期。
註三:《腳踏五四、走出五四》,張玉法著,1989年5月4日 《聯合報》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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