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說在前篇講到了明朝時倭寇的問題,有一位網友在留言時詢問了為什麼朱元璋要當時要禁海,而導致走私四起,流寇橫行。剛好小弟又覺得前篇有些地方沒有講的很完整,想要再多補充一點史料,因此特別就這個問題,再多嘴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事實上,朱元璋以降的明朝皇帝為什麼要禁海,一直是個頗有爭議性的論戰。多數的主流看法認為明朝的海禁政策與中國長期以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脫不了干係,也有很多書籍說是因為倭寇橫行而造成的結果。一般來說台灣的課本與歷史老師們多採這兩種說法,不信你現在就上街隨便找個國中生還是高中生來問一下。比較進階一點的說法則是認為元末混戰結束後,田園荒蕪,生產力大幅下降,明朝政府因此急於恢復民間的生產力,除了以政策來獎勵農耕,更設法阻止勞動力外流,而海禁政策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

雖然以上的這幾種說法都有其道理在,不過小弟卻比較喜歡曹永和先生在他的鉅作「中國海洋史論集」裡的一篇精彩文章,這篇名為「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的文章,對於朱元璋海禁政策的成形,有非常犀利的論述與解析,令小弟十二萬分的膺服。而且從曹永和先生的論點,也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為什麼明朝政府明知道多數的倭寇都是中國人,也是因海禁政策而起,卻仍然長期禁海的原因。曹永和先生認為,朱元璋並不是完全地反對海上貿易,而是對海上貿易採取非常小心的政策。關鍵原因就在於朱元璋還沒有統一整個中國時,與他一起逐鹿中原的方國珍、張士誠等人,其主要的根據地就在東南沿海一帶,而且其主要的財源就來自於對外的海上貿易。當朱元璋的勢力還未穩固之前,甚至還曾迫不得已,要與張士誠與方國珍進行貿易交易,以維持食鹽、琉黃、白藤等戰略物資的穩定供應。曹永和先生引用當時的文獻寫到

明太祖還未討滅張士誠,未收服方國珍之前,對他們的魚鹽與販海之利當然很清楚的。並曾積極與他們交易。劉辰撰《國初事蹟》,有一則資料值得留意,謂:「兩淮浙鹽俱係張士誠地面,太祖以軍民食鹽難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與將官家人,駕船往高駄沙界首,以貨易鹽,到京貨賣,軍民食用。後得諸暨,於唐關立抽分所。得處州,於吳渡立抽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溫州客人用船載鹽於唐口、吳渡交易,抽到鹽貨,變作銀兩及買白藤、琉黃等物,以資國用。」(註一)

我們從這一段記載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朱元璋並非對魚鹽之利與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懵然不知。相反的,朱元璋曾吃過苦頭,還被逼得要與對手進行交易,非常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坊間有些書老愛將古代人形容的愚昧不堪,以為明朝政府從皇帝到官員都笨到連海上貿易能獲取巨大的利益都不知道,實在可笑。朱元璋非常清楚海上貿易帶給他的對手非常充沛的財源與戰略物資,更知道他的對手們因為掌握了海上貿易的門戶,而使那些靠海上貿易而致富的豪商巨賈們,都選擇支持他的對手。就是因為朱元璋有過這樣的經歷,而讓朱元璋在擊敗張士誠,招降了方國珍以後,作了兩件事。第一就是以官方的力量,全面控制海上貿易,將張士誠與方國珍的海上貿易管道與魚鹽資源全面接收,只准朱元璋自己進行官方的海上貿易,嚴禁民間私自出海。第二就是打擊過去支持張士誠與方國珍的豪商巨賈們,除了利用第一點的政策來管制他們進行海上貿易以外,還強迫他們遷離沿海地帶,以全面控制這些人。曹永和先生寫到:

方國珍所據為浙東的慶臺溫沿海地方,偏處海隅,靠著豐富的漁鹽資源和控制海路交通,割據浙東稱雄。張士誠握有豐富農業資源以外,張士誠和方國珍,其國力相當依靠境內商業資本的形成和其支持。經商販海之利卻是他們主要的財政基礎。明太祖討滅張士誠,收服方國珍,當然要摧滅張士誠、方國珍的勢力,接收其富源,並預防其反對勢力的重新結合形成。(註二)

也因此當朱元璋統一中國以後,選擇以海禁政策來阻止這些敵對勢力的支持者重新聚集,死灰復燃,就是一個非常合邏輯的選擇。朱元璋在一開始並非完全禁止海上貿易,而是禁止「非官方許可的海上貿易」,利用許可制來控制沿海地區的貿易商人,以避免再度出現足以威脅他的新勢力。朱元璋在一開始除了允許朝貢貿易(註三)的存在,也讓乖乖聽話,能取得官方許可的中小型貿易商人可以合法的出海,當時的海禁政策並沒有後來的嚴厲。只是後來的發展,朱元璋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過去東南沿海一帶的殘餘勢力,利用走私貿易的巨大獲利來起兵反明,甚至還勾結外國,這當然讓朱元章怒不可遏。(未完待續)

 

註一:中國海洋史論集,曹永和,聯經出版社,165頁後段。

註二:中國海洋史論集,曹永和,聯經出版社,164頁前段。

註三:朝貢貿易,指的是外國使節團到中國朝貢時,順便進行中國官方所特許的商業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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