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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在郭松齡兵敗被殺,反奉戰爭失敗告終後,就知道大勢不妙,而且兩大死對頭竟然要開始一起合作要來剿滅自己,情報顯示「討赤聯軍」總兵力可能高達五十萬,是自己國民軍總兵力的數倍,國民軍的勝算實在不高。馮玉祥除了一方面通電全國,力辯自己沒有賣國求榮,不是蘇俄赤化中國的走狗馬前卒,以減輕政治壓力以外,更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號宣佈辭職下野,以削弱「討赤聯軍」針對自己的攻擊矛頭。但是馮玉祥與蘇俄合作是明擺著的事實,廣州國民黨政府聯俄容共更是孫中山在世時公開的政策,蘇俄勢力積極進入中國是任何人都看得到的,因此討赤聯軍仍然不為所動,繼續指控馮玉祥賣國罪行。而在這些政治號召以外,吳佩孚與張作霖痛恨馮玉祥的私人恩怨,更是這場戰爭發動的主因。馮玉祥雖然宣佈去職,但是任何人都知道這是煙幕彈,馮玉祥仍然是國民軍的背後領導者。就在馮玉祥宣佈辭職後,奉系軍隊、直系軍隊、直魯聯軍、晉軍仍兵分數路,展開圍剿。

雙方的纏鬥從一九二五年年底零星的戰事到一九二六年年初全面對戰,國民軍在馮玉祥下野後,推鹿鐘麟為新的敵前總指揮,分兵多路禦敵,但是背後仍是馮玉祥在主持大局。「討赤聯軍」南北夾擊國民軍,東路更有之前的宿敵直魯聯軍的張宗昌步步進逼,從山西出兵的閻鍚山晉軍更如一把利刃,進佔國民軍的戰略腹地。戰事從一九二六年年初後就開始對國民軍不利,纏鬥數月後,國民軍各路軍隊逐步退入北京附近,縮小防線,以求最後一博。鹿鐘麟在馮玉祥的授意下準備講合。馮玉祥、鹿鐘麟與國民軍的謀士認為在這樣的險惡局勢下,有上、中、下三策可以來化解危機,上策為使用政治手段分化討赤聯軍,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渡過危機。中策為固守一險要陣地,等待蘇俄的支援,同時聯絡在南方同為蘇俄共產勢力所支持的國民黨出兵,分擔壓力。下策為放棄北京,讓國民軍各部各自突圍,等到風頭過了,再糾集舊部,徐圖再起。在經過多日商議後,馮玉祥與鹿鐘麟等國民軍將領決定三策互相不衝突,可以分頭準備。一計不行可再施一計。

戰略既定,國民軍諸將開始分頭進行,鹿鐘麟在北京籌畫政變,準備拉下原本聯合執政的段祺瑞,以空出大位為餌,尋求與吳佩孚合作的機會。而馮玉祥則積極準備訪俄,尋求蘇俄的奧援。同時劉汝明的一個師已經開拔到南口,開始進行防禦工事,準備以南口為預備陣地,萬一前計不售,可以據南口頑抗。再加上連絡在南方已經取得國民黨內軍政實權的蔣介石,希望蔣介石也可以積極出兵,好威脅直系軍閥的南方側翼,以化解直系吳佩孚一路向北進擊的攻勢。但是討赤聯軍與馮玉祥都有極大的過節,更加上這次是極好的機會可以一舉消滅馮玉祥的國民軍,因此攻勢更加猛烈。不久後鹿鐘麟就在北京發動政變,並積極煽動吳佩孚脫離討赤聯軍,願以北京大位相送,但是無奈吳佩孚不為所動,國民軍定下的上策宣告失敗。北京在討赤聯軍的合圍下,已經岌岌可危。國民軍最後決定在一九二六年4月15日棄守北京,向各部向西北方進發,退入預備陣地南口鎮,開始準備死守南口。而就在南口大戰一觸即發時,馮玉祥亦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積極爭取蘇俄的軍事支持。

在國民軍主動退卻後,奉系的張作霖與直系的吳佩孚不發一彈就進入北京,原本國民軍的如意算盤是料想兩方肯定為了大位而開始翻臉相向,爭的你死我活。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張作霖在前車之鑑下,百般容忍巴結吳佩孚,吳佩孚也一心想要先了結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兩方在北京內的政治交手無特別可書之處。倒是共同確立了「討赤聯軍」的名號,加緊部署第二階段圍攻國民軍的計畫。由於國民軍在退卻後進入南口的預備陣地準備死守,加上這個地方易守難攻,國民軍更早有工事準備,因此一場惡戰難免,直系、奉系、直魯聯軍在確立了繼續合作圍攻馮玉祥國民軍的大戰略後,不敢大意地開始籌畫進軍南口的攻勢。而在此同時,國民軍退兵南口一帶積極備戰後,也分兵繼續西進,進攻山西閻鍚山的地盤,窺探大同市、燕門關等地,以作為未來南口防衛戰中的戰術廻旋腹地。閻鍚山的晉軍不敵,急電向吳佩孚與張作霖求援,南口大戰已經一觸即發。這場大戰將吸引全中國的重要軍閥參戰,在南口戰場與附近的次戰場裡,雙方共有七十萬的軍隊參戰,激烈戰事將從五月初開始,持續三個多月(註一)。

所謂「天下大亂,情勢大好」,蔣介石在看到北方軍閥正準備開始大混戰,無暇南顧,而剛好湖南唐生智又來求援,自己也內外壓力交迫,急需另謀出路。決心不顧一切出兵,也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也就是北方的南口大戰剛開始時,在廣州宣佈將出兵湖南,趁亂打劫,國民黨黨史稱為「誓師北伐」

註一:南口大戰的主要戰事持續三個月,但是有的史書則記載為五個月,這是將大戰前夕的外圍遭遇戰,與戰事進入尾聲後國民軍小股殘部的突圍戰都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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