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幾次圍剿中都差一點全軍覆沒,最危急之時,幸好適逢爆發九一八事件,蔣介石在輿論壓力下被迫停止剿匪內戰,讓紅軍暫時逃過一劫。擅於利用輿論與作戲的共產黨眼見自身難保,等蔣介石處理完東北的事件後,勢必回來繼續追剿,遂決定開始加大「停止內戰、一同抗日」的宣傳。甚至在蔣介石果然回來發動另一次大規模的剿匪作戰,共產黨紅軍一路向北逃竄時,也能臉不紅氣不喘地宣傳「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當時日軍能夠輕鬆的獲取東北,更進一步煽動華北特殊化,讓華北成為半獨立狀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心的向背。中原大戰讓百姓見識到中國軍閥混戰的血腥與殘暴,而當時明治維新成功,在東北與華北經濟勢力強大的日本就成了另一個選擇。同時日本積極培養的親日社團,因為許多人與日方經貿往來密切,更成為了鼓吹東北、華北親日的重要推手。也因為這就如此,許多懷有大中國主義的知識份子深感不安,直指蔣介石為了一己之私,不願意與日本直接衝突,就是造成東北不抵抗而丟失全境,華北又幾乎要不戰而投向日方的根本原因。當時南方許多報紙都普遍支持南京的中央政府必需對日本的積極入侵採取強烈的反應,而共產黨就利用了這樣的輿論環境,在吸收了許多記者為黨員後,從政治輿論上圍攻蔣介石,希望緩解蔣介石在軍事上圍剿紅軍的壓力。但是手握兵權與財政大權的蔣介石卻不為所動,雖然曾經因為國民黨內部政敵的鬥爭而被迫解職下野,但是軍方與財政官員早就成了蔣介石的個人家丁,非蔣介石的手令無法調動,整個南京政府去了蔣介石就名存實亡。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大的輿論壓力,蔣介石都能視而不見,照樣沒有多久又自行宣佈「復行視事」,奪回政府大權。

而最後讓西安事件整個爆發的,就在於隨著東北軍失去東北這個地盤,而處處需要南京蔣介石政府的財政補貼時,蔣介石對於調動東北軍已經越來越有把握。最後甚至嚴令調動張學良與轄下的東北軍與西北軍,截堵向北逃竄的共產黨紅軍。而這很明顯的就是讓自己的兩大政敵互相殘殺,削弱彼此的力量,無論最後誰獲勝,最大的獲益者都是蔣介石。若能兩者同歸於盡,則更是讓蔣介石一次掃除未來實質統一全中國的兩大絆腳石。國民黨的歷史稱北伐戰爭結束後到蘆溝橋事件發生前的這十年為「黃金十年」,自我吹噓這十年間蔣介石建設國家的功績。但是其實這十年間發生了中原大戰,九一八事件,多次剿匪,長城戰役,華北自治,華中大水,廣州分裂,閩變戰役,整體而言這些事件除了天災與日方的野心外,更與蔣介石想要全面地擴權與打擊政敵脫不了關係,許多原本是屬於天災與外患的事件,都在蔣介石本身的私心作祟下,讓事件變成更加不可收拾。但是這「黃金十年」雖然無實質建設的寸尺之功,但是蔣介石在這十年內積極掌握國家機器是不爭的事實。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被蔣介石逐出南京,最後躲到廣州自立國民政府,雖然與桂軍殘部結合,仍有威脅,但卻已難成大器。東北軍丟失了東北,沒有了原始的兵源與財政支持,只據有因為中原大戰而殘破不堪的華北,實在難以支撐,變的處處都要靠南京政府的支援,無形中蔣介石也藉著控制給養來收買張學良手下的將領並牽制張學良。西北軍在中原大戰一役後元氣大傷,雖然因為張學良的處處留情而沒有瓦解,但是部份軍隊遭張學良收編後,因為非出身嫡系的關係而在財政分配上處處受限,軍隊發展與武器更新、補給上完全呈現停滯狀態,在長城戰役時面對強大精銳的日本關東軍,更是有整個建制全被殲滅的慘況。

「黃金十年」對蔣介石來說的確是「黃金十年」,因為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不否認蔣介石從北伐後到蘆溝橋事件發生之時,對於整個中央政府的掌握與對於外圍軍閥的控制都有十足的進步,遠非中原大戰前與人三分天下的情況。但是隨著蔣介石越來越能掌握張學良與東北軍、西北軍,蔣介石伸入華北的手卻是想與日本完全瓜分華北。從不抵抗政策到最後成立「平津政務委員會」,其實就是完全承認將與日方共管華北。日方當然完全看透蔣介石與張學良的矛盾,共管華北的結果就是讓張學良與東北軍、西北軍失去最後的一塊地盤,最終將完全被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收編。而華北原本就不是蔣介石的地盤,在華北特殊化後,蔣介石借「平津政務委員會」還能參與部份華北事務,已經遠比華北被張學良獨佔時好上許多,而一個自治的華北,除了可以成為蔣介石在華中的南京政府與東北滿洲國日本勢力的緩衝外,萬一有任何的軍事衝突,更可以有已經被收編的張學良與東北軍、西北軍來當第一線的砲灰。這對於當時的蔣介石而言實在是完美的一石多鳥之計。長城戰役爆發時,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坐看北方戰事,除了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訓令張學良投入東北軍與西北軍參戰外,中央政府只派出少量部隊北上參戰。而在二年前這些蔣家部隊還與西北軍的將領在中原大戰拚的你死我活,在二年後雖然編入同一集團軍作戰,但是其實上下互不隸屬,西北軍的將領調不動蔣介石派出的部隊,而蔣家部隊自己也十分明白長城一役必敗,遇事閃躲,沒有像東北軍與日軍有國仇家恨,西北軍視關內華北土地為自家財政地盤,而紛紛出死力奮戰。這樣的心態不同,更讓雙方私下齪語不斷。長城戰役的結果讓東北軍與西北軍傷亡慘重,戰後的溏沽協定又讓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全部私心都在鞏固自己的權力,派出來整理華北殘局的南京政府人員只顧瓜分在華北的權力,已視東北軍與西北軍為無足輕重、日暮西山的過氣軍閥部隊,這全讓張學良極為氣憤不平。

就在這樣的氛圍下,蔣介石再調動張學良與東北軍、西北軍去剿共,就被視為極端無情的處處進逼與又一次的借刀殺人。東北軍與西北軍在長城戰役結束後,損失慘重且元氣大傷,不止無以從南京中央政府處獲得足夠的財政支援來整補,就又被投入內戰之中。偏偏張學良與東北軍、西北軍已經因為財政來源被蔣介石控制,無力反抗南京中央政府的公開命令。這一切都使得張學良承受了東北軍內部中極端不滿的巨大壓力,許多將領認為今天會落到這種下場全是因為當時張學良輕信了蔣介石的承諾,在中原大戰後入關卻只分到半個殘破的華北與一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虛名,實際大權全在幾年內被蔣介石所奪。如果接來下去剿共,那更只是幫蔣介石肅清政敵,那萬一戰事不順,同樣讓蔣介石漁翁得利。東北軍私下的怒氣全轉成了對張學良這個年輕少帥領導能力的信任危機。而西北軍更自認被張學良收編後處處委屈,張學良言而無信未能一視同仁的妥善照料西北軍。私下傳言不斷說未來的剿匪作戰如果仍讓西北軍打頭陣,那恐有嘩變的危險。再加上外界「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讓排山倒海的壓力籠罩著張學良,也因此讓張學良深深覺得再不積極尋求新的出路,東北軍、西北軍只有慢慢被蔣介石收編,最後自己只能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學良的謀士力主唯有盡力逼迫蔣介石全面抗日才會有所轉機。因為只要全面對日作戰,東北軍與西北軍勢必在第一線,握有作戰的主導權,除了可以藉此正當地向南京索要大量軍費外,全面對日作戰勢必要擴軍,那張學良就可以打破之前限制擴軍的限制,開始光明正大的徵召兵源,更可逼迫蔣介石派出嫡系部隊參戰。同時若東北軍取得全面作戰的主導權,除了可以洗清之前的惡名外,作戰只要一開始又可以加強鞏固張學良自己對於東北軍內部的領導權。再者一但全面與日方翻臉,華北的「平津政務委員會」勢必撤消,進入戰時體制,大權勢必全歸當然的戰區司令張學良所有,蔣介石再也別想要再藉這個委員會插手華北的事務。就在這樣的思考下,張學良也開始發動輿論鼓吹全面抗日。而張學良的這一個動向,也讓幾乎已經快走頭無路的共產黨嗅到可以利用的大好機會。

後來的發展不必多說,張學良在與共產黨接觸後,認為唯有行險發動兵諫,搶佔輿論的制高點才能達到逼使蔣介石全面對日宣戰。衡諸西安事件的遠因近果,其實事件裡的三方算計的還是自己的利益。蔣介石不願意與日本太早翻臉的原因至為明顯,因為日方的壓力遠在華北,是張學良的問題,一時三刻還輪不到自己太擔心,雖然蔣介石心中雪亮與日本勢力的衝突未來可能無可避免,但是晚一天是一天,因為可以先努力壯大自己的實力,順便先消滅自己的肘腋之患共產黨。蔣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忍辱負重爭取時間」也不全是謊言。張學良在日本勢力與蔣介石的兩方夾擊下,已經快走投無路,只好被迫行險。雖然知道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長期以來共產黨擅於利用媒體與知識份子,煽動輿論鼓吹全面抗日來紓解軍事的壓力頗有成效。張學良的兵諫需要強大的輿論同情以保全自己以後的性命並逼迫蔣介石,因此共產黨是一個可以互相利用的對象。而共產黨在狼狽的竄逃到華北後,氣若遊絲,已經接近敗亡,任何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都是溺水時的救命浮木,無論如何要緊緊抓住。也因此後世談到西安事件,說共產黨與張學良結合發動兵諫是一心想要抗日,其實也非事實。應該說當時各方反叛勢力在糾集軍隊與蔣介石對抗時,沒有一個不是說要抗日的,但是其實全是遂行政治或軍事目的的投機口號罷了,從來也沒有那一個勢力是真心想要與強大的日軍為敵。而蔣介石最後會因為西安事件而讓全盤計畫被打亂,最後種下丟失中國的遠因。其實也與其機關算盡,私心為己的積極擴權有關。歷史上關於西安事件的兩大說法,不論是國民黨版的教科書論點還是共產黨版的教科書論點,其實都偏頗的掩蓋了當時己方的私心。相較於此,張學良生前一直自稱自己為歷史罪人,這樣的態度除了是為了在軟禁中保命外,也許真的有幾分是為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感到反省與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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